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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武: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軌跡與地域格局
【發布時間】2018-04-11 【消息來源】城市科學研究院 
 

本文原刊于《中國名城》2017年第11期   

摘要 

中國城市化大發展時期,培植了豐厚的城市研究土壤。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已經得到啟蒙。1980年代恢復社會學以來,恰逢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城市社會學在中國走過了不同尋常的三十年。高校社會學專業的城市社會學方向研究人員做出了大量的專業研究工作,并逐漸開拓了中國城市社會學的新階段。其中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城市社會學團隊圍繞“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城市文化資本”核心概念所建構的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南京群落”,為中國城市社會學的大發展、大繁榮提供了一種個案視角。

關鍵詞 

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南京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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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會學(urbansociology),是社會學的最早分支之一,又稱都市社會學,是用社會學的理論、方法研究城市的城市起源、發展變遷、結構功能、社會組織、生活方式、社會心理以及城市問題與城鄉關系等對象的一門學科。 城市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科學的創立學科之一。它起源于工業化帶來的快速城市化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打破了數千年來人類鄉村生活方式的特點。[1]”學術界認為,西方城市社會學有兩個源頭:一是歐洲的古典傳統,著名的人物有滕尼斯、迪爾凱姆、齊美爾、韋伯等;一是美國的芝加哥學派的人文生態學為代表的都市研究,著名人物有帕克、伯吉斯、沃斯等。從歷史背景來看,西方城市社會學的產生與工業革命的興起有著重要的關系,主要關注了城市化、城市社會關系、城市政治、城市問題、城市生活方式等內容。 

1、中國城市社會學的起源與早期發展

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傳入中國,開始主要由一批海外留學歸國的學者在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與研究。幾乎與社會學傳入中國同一時期,出現了當時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國城市生活和城市問題的學者。1915年陶孟和發表了《中國鄉村與城市生活》英文版,可謂中國社會學本土著作的里程碑成果;同一時期,北京社會實進會出版《北京:—種社會調查》(1914年—1915)英文版,是典型的芝加哥學派學術范式;陳達于1929年出版《中國勞工問題》,主要關注了中國洋務運動以來工業化初期的老工生活及其問題;1934年邱致中編著了一套八本的《都市社會學叢書》,在其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一書中邱致中給都市社會學下了一個定義“都市社會學是研究都市社會之起源、分類、環境、構造、問題、政策,以及未來預算的科學”這被認為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給都市社會學定義;1929年吳景超出版《都市社會學》,成為了民國時期中國大學都市社會學的主要教學文本。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研究還處于發軔階段,雖然有部分學者開展了中國城市社會的調查與研究,但這一時期主要是介紹和借鑒西方城市社會學的理論為主,并在理論和技術兩方面都受到美國芝加哥學派人文生態學范式的城市研究的影響較多。雖然他們對都市的研究大多數受到時代的局限,但已走出了書齋,關注起中國社會狀況并投身于應用的研究,以陶孟和、吳景超為代表的中國城市社會學家的帶領和指導下,還開展了各種城市社會調查項目,比如關于北京人力車夫調查、市民生活消費調查、勞工調查、貧困調查等,并成為了中國城市社會學應用化調查研究的濫觴。

 

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吳文藻的倡導下,學界積極推行社區研究。吳景超于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畢業后回國先在金陵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其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后傳入國內,并成為影響頗為深遠的城市社區研究學術名著。吳景超在書中詳細探討了華僑移民的歷史,分析了唐人街華人經濟社會生活。同時,四十年代的一些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將城市社會學作為必修的課程,如金陵大學、復旦大學等。在吳景超的影響下,金陵大學姚佐元于1932年秋天做了《南京城內農家之分析研究》,發表在1934年出版的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林新報》第29期、32期。調查范圍主要是南京市區內城北鼓樓的金銀街、陰陽營、五條巷、大方向、十字街,其所分布的“農家”已非傳統中國農村族群式農村群落,而是間雜于城市居民中間,并從空間上具有了城市里的農村人口的明顯特征,其社會生活方式也具備了一定的城市性。姚佐元認為“南京都市里的農家特征,與傳統的人們聯想起的農家有些變異了。他們的家庭,盡管以農為生,而組織松懈,宗法社會的意識也很稀薄。……總結起來說,南京的農民家庭,具有農村與都市社會兩方面特征。”[2]姚佐元的調查研究借鑒了吳景超的社區研究方法,也開啟了最早的中國式“城中村”社區研究的序幕,并可以認為是中國本土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一種嘗試。與城市社會學在中國發展軌跡不同,吳文藻先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已經開創了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燕京學派”。[3]臺灣學者孫中興在1987年的博士論文中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中,真正形成一個學派的只有吳文藻及其弟子所致力于的社區研究。這一學派,也即是學者們稱為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或“燕京學派”。吳文藻當時主要是接受來北京訪問的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帕克的建議,以芝加哥人文區位方法論為借鑒,聚焦中國的“鄉村社區”研究。后來的確出現了一大批聚焦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代表人物如林耀華、費孝通、張子毅、史國衡、田汝康、瞿同祖等一大批優秀學者,發表或出版了一批豐厚的鄉村社區、鄉土社會的中國社會學研究成果。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林耀華的《金翼》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學整體重建之后,城市社會學亦開始在中國恢復和重建。這一時期恰逢改革開放,現代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也得以真正開啟。城鎮化開啟之后,中國的城市社會學界也開始逐漸活躍。自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1983年提出“小城鎮大問題”以來,中國城市社會學界開始進行了大量關于城鎮化、城市變遷、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問題等方面本土化研究。可以說,進入九十年代之后,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持續加快和中國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大發展,城市社會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顯性研究方向,中國有17所設立社會學博士點的大學,都有進行城市社會學教學研究的成員。《城市社會學》已進入了幾乎所有社會學專業設置學科的課程體系。超過150多個分散于各大學和社科院等研究機構的學者從事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工作。可以說,自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隊伍的發展亦進入了一個加速期。 


特別到了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發生了巨變。從2000年到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由36.2%提高到57.35%,年均提高約1.2%。城鎮常住人口由4.6億增加到7.9億。截止到2016年末,中國共有建制城市672個,其中人口超百萬的大城市有100多座。巨變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也加速了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和繁榮,這直接推動了中國城市社會學的本土化研究理論與實踐體系的建立。 

2、中國城市社會學大學專業研究格局

大學是教學、科研一體化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學科依托的載體。 截止2016年,中國共有18所大學設有社會學博士點。其中北京大學設立社會學博士點最早,具體為北京大學(1986)、南開大學(1990)、中國人民大學(1993)、南京大學(1996)、上海大學(2000)、中山大學(2000)、清華大學(2003)、吉林大學(2003)、華中師范大學(2003)、武漢大學(2003)、復旦大學(2006)、華東理工大學(2006)、河海大學(2006)、廈門大學(2006)、華中科技大學(2006)、中央民族大學(2011)、華東師范大學(2011)、哈爾濱工業大學(2011)。是否具有城市社會學博士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可以作為認定一個大學城市社會學研究及其團隊的基本指標。城市社會學研究方向及其團隊按照不同學校的學科設置或研究方向標識,比如城市社會學、應用社會學、城鄉社會學、城市社區研究、城鎮化、城市空間、城市治理、城市問題等都被認定為城市社會學的專業研究方向。誠然,沒有社會學博士點的大學,也有社會學教師可以是博士生導師,也有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學者。但總體來看,具有社會學博士點的大學并擁有顯著標識為城市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學者,基本可以被認定為城市社會學學科研究實力最強的大學,其師資團隊中包括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非博導的教授、副教授及講師,同樣被統計在表格中。也就是說,梳理中國大學城市社會學的學術研究譜系,首先是以擁有社會學專業博士點為基礎,并以擁有城市社會學研究教學、科研團隊為統計觀察單位。同時,統計是以相關院系網站師資介紹的研究方向、研究領域或研究興趣作為最終分類,概因師資介紹中的研究興趣、研究方向或研究領域都是由本人確定,因此最具權威指向性。 

2.1 城市社會學研究地域分布

從上述具有社會學博士點授予權的十八所大學的地理分布來看,高校城市社會學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武漢五個城市。一方城市養一方學者,研究取向與城市的關系也形成了一種同軌狀態。中國的狀況與美國大學的城市社會學研究軌跡相似,大凡都是在大都市會區域的大學,才易催生稍多一些偏向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工業時代的大都市芝加哥,或是后工業時代的美國大都會城市洛杉磯,又或是全球城市紐約,都有不少大學形成了城市社會學的研究族群。比如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紐約城市大學等。中國高校的城市社會學學科研究分布,整體上符合學科與城市同軌發展的關系。也大致涌現了幾個具有特色的地域板塊。從學校、學科和研究成果分布上顯示,主要有北京板塊、上海板塊、廣州板塊、南京板塊、武漢板塊、東北板塊等六大主要城市社會學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地域板塊。這是中國城市社會學學科發展的人文區位特色。不同的城市培育了不同的城市社會學研究特色,共同推動了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和繁榮。 

2.2 城市社會學學科帶頭人角色

在具有社會學博士授予點的18所大學中,具備該大學城市社會學學科帶頭人角色的主要有南京大學張鴻雁教授,清華大學李強教授,中山大學蔡禾教授,復旦大學張樂天教授,吉林大學的田毅鵬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江立華教授,原華師大社會學系陳映芳教授等。其中城市社會學領域的學術成果排名,主要有張鴻雁200篇、李強79篇,蔡禾22篇,張樂天8篇,田毅鵬34篇,江立華38篇。作為城市社會學的學科帶頭人,南京大學張鴻雁教授論文產出較高,研究主題集中度最高。其他一些城市社會學方向的學科帶頭人,有些還兼有其他研究領域,因而造成了學科研究發文的集中度不高。 

2.3 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規模

一個系擁有四個以上學者標識自己的研究興趣或研究方向為城市社會學的主要有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六個大學。從這六所大學的城市社會學特征來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其他幾所大學都沒有明顯的團隊化研究傾向。南京大學諸位學者則集中在城市社會結構和城市文化資本方向,并且從研究成果集中度來看,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和城市文化資本兩個主題占比超過70%以上。這說明了從目前的中國具有社會學博士授予點的18所大學中,雖有不少大學都形成了城市社會學的研究集群,但只有南京大學在城市社會學的研究方向中,形成了特色突出、成果豐厚、研究主題集中化的學科特征。雖然說南京不如北京、上海的城市規模和現代化程度,但南京大學的城市社會學研究卻因為有師者傳承,并且博士點批復較早,城市社會學方向自1997年便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是當時中國第一個具有城市社會學博士培養方向的大學。因此,這種較早開設城市社會學博士培養方向的機遇,確保了南京大學城市社會學方向具備了較長周期的學科積淀,并保持了今天較為完整的城市社會學研究學術軌跡,為形成城市社會學的“南京群落”奠定了學科、人才、研究和時間基礎。而研究群落的形成,正是一個學派的萌芽的重要體現。 

3、城市社會學學派發展的歷史軌跡

學派(school of thought)是一種具有某種鮮明學術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的亞學術共同體。 范式 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等的集合”。[4]如果同一個時期、同一領域或同一個地域的亞學術共同體共享或遵循了某種相同的范式,并具有廣泛的學術傳播影響力,便可以成為學派。東西方學派的形成,大致有賴于三種因緣:即師承、地域、問題,因而大體上可歸為“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三類。其中以地域性學派為特色的主要有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洛杉磯學派、法蘭克福學派等等。社會學領域著名的學派有芝加哥學派,包括了芝加哥社會心理學派和城市社會學派,其中城市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帕克、伯吉斯、沃思等。到上世紀60年代后,出現了研究全球化后工業時期大都市問題的“洛杉磯學派”。鄭杭生認為,“有無學派,特別是有無著名的學派,是一個學科是否繁榮、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之一。”[5]歷史上看,一個學派的形成和壯大,往往要經歷近20年以上的時間,比如芝加哥城市社會學派的形成經歷了近25年的時間。這主要因為培育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團體以及相應的學術研究,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周期。歷史上的著名學派大多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間,以不斷完善、成熟并累計相應的研究成果。 

3.1 芝加哥學派

20世紀初至30年代,圍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形成的社會學學派。自1892年美國社會學家A.W.斯莫爾(AlbionSmall)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并于1895年創立了美國第一個社會學刊物《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AJS)。社會學系創立后,斯莫爾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馬斯(W.I.Thomas)、R.E.帕克(RobertPark)、E.W.伯吉斯(ErnestBurgess)等人,形成了該系強大的師資陣容。到20世紀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該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開設40多門課程,成為同期美國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會學系。以后影響日益擴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學派(Chicagoschool(sociology))。[6]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研究非常具有特色。在美國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芝加哥學派對新興芝加哥城市的社會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從而使這個學派總體上具有重視經驗研究和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特別是城市問題為主的應用研究的特征。[7]托馬斯和F.W.茲納尼茨基合著的《波蘭農民在歐洲和美國》(1918~1920)是該學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作。芝加哥學派對人文區位、鄰里關系、人口、種族、犯罪、貧民窟等問題的研究,是都市社會學研究的范例。這一時期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學術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對都市環境研究的提議》(1925)、《都市社區》(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響的個性之統一體》(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種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黃金海岸和貧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團伙》(1927)等等一系列重要影響的城市社會學研究成果。芝加哥學派主要是分析城市化現象、解決具體城市問題而形成的學術團體,講求經世致用,對城市社會生態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影響。上世紀20、3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人文生態學方法是美國城市史研究中的一種理論模式,并且該理論模式直接催生了“城市化”理論的形成。在研究城市問題時,以帕克為首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既注重社會調查,又強調理論探索,而且勇于打破學科壁壘,積極培養問題意識。因此,這一學派的分析與闡述有著很強的實用性、理論性與啟發性。芝加哥學派的經驗社會學方向對后來美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2 洛杉磯學派

洛杉磯學派[8]主要以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的Soja和Dear等學者所開創的一種以洛杉磯為一種新的城市類型的后工業時代全球化大都市的研究思想體系。 該學派主要是“認定城市崛起為全球資本主義化的一個早期預警系統。”[9]在圍繞全球化時代的空間與社會概念的基礎上重構了對城市發展實踐的研究范式。洛杉磯學派“在后現代空間觀的基礎上,對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傳統城市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的重構,對全球化時代的城市景觀和城市實踐作出了新的分析與解釋。”[10]該學派出版了一系列的相關著作,如J.Friedman的《世界城市的假設》(1986)、Dear的《從芝加哥到洛杉磯》(1995)、Soja的《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1998)、Scott的《城市:洛杉磯與20世紀末的城市理論》(1998)和《全球城市區域:趨勢、理論、政策》(1999)、薩森《全球城市:紐約、倫敦、東京》(1991)等研究成果,深化了洛杉磯學派特色的后工業全球化大都市的城市研究。 


城市發展的軌跡形塑了一個學科的研究范式。美國城市社會學派從芝加哥學派到洛杉磯學派標志著美國社會從工業化到后工業化轉型,城市社會從本土到全球化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城市化率已經超過80%以上,整個美國社會逐漸進入了丹尼爾貝爾所提出的“后工業社會”以及世界進入全球化深度發展的時期。所以芝加哥學派的人文生態學派所建立的社區研究范式逐漸轉移到洛杉磯學派的全球化社會的都市研究。 

4、城市社會學研究“南京群落”的整體格局

城市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與洛杉磯學派都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學派。其中芝加哥學派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師生所開展的都市社區形態的研究為主要特色。洛杉磯學派則洛杉磯的兩所大學的師生為主所開展的全球化城市研究為主要特色。從國內城市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特色與格局分析,以張鴻雁為首的南京大學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成員逐漸形成了以“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和“城市文化資本”為研究主題的學術群落的特征。目前這一正在朝著“學派”方向發展的“城市社會學學術群落”(thought of community of the urban sociology)已經在國內城市社會學研究領域形成了獨特的位勢和區域特質。首先,自張鴻雁1993年進入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到2017年,時間上超過了24年多。在這一時期,張鴻雁一直開設《城市社會學》《現代社區理論》《城市發展戰略》三門本科、碩士和博士課程。這為城市社會學院研究“南京群落”形成與壯大提供了非常扎實的教學基礎。其次,張鴻雁所培養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超過80名以上,其中70多篇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都主要圍繞“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和“城市文化資本”兩個核心概念所展開,龐大的博士、碩士研究隊伍,堪稱國內城市社會學重鎮。研究人員的規模和數量初步奠定了城市社會學“南京群落”的學術團隊基礎。從城市研究的具體領域來看,目前城市社會學的“南京群落”的主要成員,分為三大核心研究方陣,一是張鴻雁、李程驊、唐曉嵐、胡小武、周蜀秦、何雨、汪毅、孟祥遠為代表的城市發展戰略、城市發展規劃研究陣容;二是張鴻雁、李程驊、胡小武、邵穎萍、周蜀秦、徐明宏、吳新蘭、何淼、付啟元為代表的城市文化、旅游、全球化研究陣容;三是以張鴻雁、閔學勤、白友濤、胡小武、高紅、黃惠、陳俊峰、張登國、張新生為代表城市治理研究陣容。目前以張鴻雁為首超過20個城市社會學方向博士學位獲得者,分散在南京及周邊的高校系統、社科院系統為主的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在專著、課題、論文等成果產出上,表現優異。 

4.1 城市研究專著數量多

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內,張鴻雁所帶領的團隊共計出版城市社會學方向的專著共計65部。其中張鴻雁出版個人城市研究專著18部,專著數量國內排名第一,編著及叢書8套共計60多部。其中代表作《侵入與接替:城市社會結構變遷新論》和《城市文化資本論》入選中國社會學100本影響力專著。其他學者專著出版量超過6部以上有3人,3部以上者有3人,兩部以上者4人,1部者多人。45部專著中有9部專著獲得了江蘇省社科成果獎,其中兩部專著獲得一等獎,多部著作成果獲得二等獎、三等獎。多產的學術出版成果拓展了“南京群落”的研究視野,擴大了學術傳播的影響力,也不斷豐厚了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成果積淀。 

4.2 承擔城市研究課題數量多

除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城市社會學方向的學者,張鴻雁所培養指導的博士畢業生工作于江蘇省社科院、南京市社科院、南京師范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郵電大學、南京市社科院等科研機構的學者們,主要代表學者有李程驊、白友濤、唐曉嵐、周蜀秦、孟祥遠、邵穎萍、何雨、何淼、張新生等,整個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共承擔國家級與省部級課題超過35項。其中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所承擔的省部級課題總數量排名全國第一。這標志南京大學以張鴻雁為首的城市社會學團隊在承擔相關城市研究縱向課題上已經顯示出 國內第一方陣的科研實力 張鴻雁個人相繼承擔了江蘇省社科重點、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重點店面、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完成了縱向研究課題的“大滿貫”,在全國城市社會學研究中屬于較多承擔國家級項目的研究者。研究群落的其他成員李程驊、白友濤、胡小武、閔學勤、唐曉嵐、孟祥遠、周蜀秦等都主持承擔過一項或多項國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基金課題。同時,團隊成員共計承擔了200多項地方政府橫向應用型城市研究咨詢項目,極大地豐富城市社會學的調查研究,也全面服務了社會需求。數百項服務地方的研究性、規劃性咨詢課題,大多都轉化為相關城市的規劃報告、政策建議、決策參考和城市實踐。這表明“南京群落”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成果,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和實踐檢驗。并且這種實踐性學術品格,在國內社會學領域亦非常凸顯。 

4.3 城市研究論文發表總量多

在過去的20多年內,張鴻雁為首的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共計發表相關城市研究主題的學術論文550多篇。其中張鴻雁發表論文超過180多篇,居全國城市社會學領域發文量最多。根據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2016年版)各學科作者名錄名單,張鴻雁在社會學高引作者中排名第23位,城市社會學方向排名第一。團隊成員李程驊發表城市研究主題的學術論文超過110篇胡小武發表超過90篇城市研究學術論文。其他多位學者如白友濤、閔學勤、唐曉嵐等學者等發文量人均超過20篇以上。按照鄭杭生教授提出保持學派生命力必須“習思勤精、疑辯勉誠”[11]的觀點,從學術交流、學術論壇和學術著作中可以發現,城市社會學的“南京群落”的成員們基本做到了勤奮思考、精于著述、相互糾錯、互相勉勵。自2013年以來,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張鴻雁倡導并開辦了“慎思論壇”,到2016年9月已經成功開辦了10期,每期主題討論都深刻、激烈和富有洞見。 

4.4 城市社會學“南京群落”主持編輯出版的學術刊物多

其中一套是2005年開始出版的輯刊《中國房地產評論》,共計出版了10輯。另一套是由南京大學張鴻雁教授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城市評論》輯刊,共出版了5輯。兩套輯刊都是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三套刊物是自2008年以來,張鴻雁教授受聘擔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下設的月刊《中國名城》雜志主編,并由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城市社會學方向多位博士擔任編輯,已經主持出版了共計100多期,并開展了多次作者的學術研討會。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所出版的城市研究學術著作,承擔的研究課題,發表的學術論文,培養的研究生以及編輯出版的城市研究期刊等工作,其成就都屬于國內同類團隊中的佼佼者,且不少成果獲得了省級以上的學術成果獎,學術被引學科范圍廣,包括了社會學、經濟學、城市規劃學、文化研究、旅游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個領域,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力。這些成果指標事實上早已經累積或沉淀出了一個學派的底蘊和厚度。 

5、城市社會學“南京群落”的學術特質

城市社會學研究“南京群落”的崛起,主要是因為該學術團體不僅構建了本土化的城市社會學理論概念,更開拓了一種共同遵循的城市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論取向,以及學術團隊及其研究范式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傳播力和實踐品格。 

5.1 本土化的城市社會學理論創新特質

張鴻雁所開創的“城市文化資本”理論 ,是城市社會學領域最為本土化的理論之一。城市文化資本是一項關于實踐理性的探索。如何整合城市文化資源與文化肌理,構建城市文化資本化的載體,成為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命題。布爾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是以教育資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并在某些條件下能轉化為經濟資本。”[12]城市文化資本是一個城市所擁有的各種形態的象征資本。它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交換價值轉化為經濟資本。城市文化資本集合了一個城市經由文明歷練所積累而成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及其象征符號。[13]張鴻雁提出以“城市文化資本”的核心理論來解構城市文化要素,是其研究的一種提升和進化,在此基礎上重構資本化的城市文化,最終形成完全意義上的“城市文化資本”。[14]這種從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所汲取的學術養分并結合中外城市文化資源要素結構所創造的城市文化資本理論,已經成為“南京群落”最為重要的學術貢獻。自張鴻雁提出“城市文化資本”之后,“南京群落”的學者們逐漸形成了城市研究的學術自覺。自“城市文化資本論”之后,“城市定位論”也開拓了城市發展定位的本土化學術創新,提出了關于中國城市定位的“城市原生態文化與地方主義”方法論。[15]“南京群落”的成員們以此理論作為解釋工具,做了關于歷史文化街區改造、創意產業園區開發、城市旅游文化開發、城市工業遺產研究、洋家樂、城市文化區位、城市形象等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不斷豐富和深化了城市文化資本的學術應用價值。 


城市社會結構變遷理論創新。 城市社會結構是典型的城市社會學研究核心命題。城市社會結構的變遷研究,包含了城市社會的角色與群體,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制度、組織、規范,城市的人口規模、密度和互動形式,城市的區位與區域形態、城市空間結構、城市的產業結構、文化結構和生態體系等豐富的內容。張鴻雁在其《侵入與接替:城市社會結構變遷新論》中,特別提出了結構變遷的內容、過程與形式,并富有創建性地提出“生存、競爭、交換、依存一體化因素是推動城市社會結構變遷的終極原因。”[16]這種宏觀社會學的思考,為理解和詮釋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學術歸納和創新。根據這一理論維度,張鴻雁提出了“城市進化論”,深度關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研究了城市進化與社會問題的關系、城市進化與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并揭示了城市進化內在的動力機制的構成關系,認識和挖掘城市進化動力的密碼,以建構一個本土化的中國城市進化理論和城市社會進化理論模式。[17]同時,南京群落的學者們在城市社會結構變遷與優化發展的理論基礎上,創新性地提出了“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模式”,從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命題中,提出了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與變遷所需重構的制度設計、宜居城市、空間環境、生態維護、居住文化、產業優化、公共空間、文化形塑、價值認同與傳播等角度,建構了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增長方式大于增長本身”[18]價值范式,以創造城市可持續發展機制。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理論被認為是“圍繞建立和諧社會的國家發展戰略,創造城市的可持續的發展力,為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理念、模式、愿景、運營而提出的全新藍圖與思考視角。”[19]城市社會學“南京群落”的成員們以城市社會結構變遷理論,進行了包括中國城鎮化發展形態、城市生活方式變遷、城市空間變遷、城市人口結構變遷與城市問題的大量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城市社會結構變遷研究的層面。 


城市社會學南京群落的學者們較為注重城市理論的中國本土化重構。在城市文化資本理論、循環城市社會發展理論、城市進化論的基礎上,還重點研究并提出了“城市定位論、城市化梯度差序發展理論、全球城市價值鏈理論、適度緊縮化城市發展理論、城市問題的多結構化理論、嵌入型城市化發展理論、新中式城市主義理論等本土化城市社會發展理論。”[20]在張鴻雁開拓的城市研究本土化取向的不斷深化和引領下,團隊成員將視野聚焦中國城市化發展,扎根中國城市問題,提出了不少具有學術創見的學術觀點和概念。比如李程驊提出的“商業業態的沃爾瑪化”[21],胡小武提出了“小城市病”[22]、“城愁”[23]、“城市中央文化區”[24]、“城鄉文化反哺”[25]等學術新概念,為解釋和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新穎的視角。 

5.2 城市社會學研究“南京群落”的研究方法特點

芝加哥學派所開拓的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人文生態學派對“南京群落”影響較大。學者們更加注重城市研究的“質性方法”,強調城市的實地調查研究,包括嵌入式體驗觀察、結構化與半結構化的訪談、城市文獻研究等具體方式。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院士威廉.富特.懷特曾經寫下了著名的《街角社會一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以參與社會觀察的角度,以“零距離”接觸研究對象的方式觀察、思考和研究,為城市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的奠基性工作。[26]芝加哥社會學派重要代表學者帕克曾經所提倡的叫學生“要去坐在豪華旅館的大堂里,也能坐在廉價客店的門階上;坐在高級住宅的沙發里,也愿意坐在貧民棚屋的地鋪上;坐在莊嚴堂皇的大音樂廳里,也樂意坐在粗俗下流的小歌舞廳中。”這種典型的都市社區研究的范式強調的深入現場的實地調查研究過程,并通過實地研究建立的觀察、訪談、文獻梳理,建立起一種關于“是什么”、“為什么”的城市研究范式。當然,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南京群落”,并沒有忽略各種問卷調查的手段,不同的研究對象與目標,也經常采取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以期獲得更全面的研究認知。在以質性研究為主導的研究過程中,《城市文化資本論》、《城市咖啡館生活方式轉型》、《城市消費革命》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版,并獲得了好評。 

5.3 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南京群落”更加開拓并培育了一種難得的問題意識和實踐品格

中國社會學者長期以來都有一種問題導向的意識。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小城鎮大問題”開啟了城鎮化研究的問題導向意識和實踐品格。問題導向意識與純粹理論研究不同,它更傾向于研究現實社會問題,同時也從學理上提出治理問題的對策性方案。南京大學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長期保持對中國城市進程中的社會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所開展的研究重點從發現城市問題、理解城市問題出發,深入研究中國城市社會問題的復雜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諸如張鴻雁所著《城市文化資本論》、《城市定位論》、《城市進化論》、《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模式》、李程驊所著《中國城市轉型研究》、胡小武所著《中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新論》等一批研究成果都樹立了中國城市化問題與中國城市化方案的問題導向的邏輯。“南京群落”的問題意識和實踐品格并推動了群落成員大多成為了各級政府的咨詢顧問和智庫專家。目前江蘇城市智庫、紫金傳媒智庫和江蘇創新型城市研究院的核心智庫專家,都是以張鴻雁為首的城市研究“南京群落”多個成員擔任首席專家。  


在近三十年的中國城市社會學學科發展的歷史與現狀來看,無論是一個學術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的層面,還是一個學派的師承、分布地域或研究問題的組成機理來看,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城市社會學研究團隊,已經基本符合了一個學派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并正在由中國本土化特色鮮明的城市社會學院研究的“南京群落”萌芽成為中國本土化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南京學派”。并且,更因為這樣的一個“南京群落”的扎根本土化的理論創新精神和實踐參與的品格,直接助推了中國城市社會學的學科影響力和社會顯示度。中國城市社會學的本土化研究的“南京群落”正以務實的研究、師承及實踐品格,為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學派構建過程,提供了一個真實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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