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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讀 | 張鴻雁教授:城市空間發展的整合與“城市空間意象西化” |《城市化理論重構與城市化戰略研究》· 選讀十六
【發布時間】2018-11-05 【消息來源】城市科學研究院 
 

對任何城市來說,城市的歷史與記憶都是城市發展的有效資源和資本 。但是,如果不能創造性開發空間和創造空間,很多資源不可能轉化為資本,只有使之能夠成為相關類型的文化的壟斷性資源,其資本性才有可能發生。如杭州西湖對杭州、南京中山陵對于南京等,形成民族性、唯一性、世界性和文化符號與記憶 ,才有可能使資源變成資本。城市資源的稀缺性,決定的房地產開發的增值性 ,全世界無不如此。所以,城市形態的本土化開發與城市的整體城市定位、城市品位、城市功能以及城市自然區位是緊密聯系的。中國的城市化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從城市發展戰略與定位的角度分析,其主導性問題就是城市戰略定位的雷同性 ,對此必須加以批判性的分析研究。

中國城市發展雷同化的問題之一是城市戰略與城市空間形態定位的雷同化 。城市定位缺乏差異化、唯一性特色化的建構 。不妨可以稍作回顧:在近十年來曾出現幾波或者稱幾次浪潮化的雷同化城市發展定位。如2000年代開始,幾乎全國范圍內的城市同時提出國際化發展戰略定位、加工制造業的定位和新興工業化定位,這一輪剛開始,接著便是全國幾乎是一致性的、不論城市大小均提出要發展IT產業、電子產業、生產型服務業;這一余波未散幾乎所有的城市又都把循環經濟、總部經濟、綠色經濟作為城市發展戰略定位,接踵而來的又是全國性的所有的城市提出了發展新能源產業、光電產業、智能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定位,一時間光谷、智慧谷、光電谷又如雨后春筍…… 

中國城市的發展戰略與城市定位亦如以往搞運動一樣,一波一波的極其相似,但是,讓人失望的是,中國城市定位與發展計劃的每一波之間缺乏連續性,有些城市的戰略定位不到兩年就要修改 ,也有的城市看起來是在制定五年規劃,而在事實發展上,這種缺乏科學定位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與定位往往出現典型的三兩種現象。一種是規劃理念滯后 ,城市的快速發展大大超出規劃設計。即某些城市的五年規劃完成不到兩年時間,城市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就超出了五年規劃,城市陷入某種無序化發展樣態。另一種是好大喜功 ,不顧及城市發展實際情況,制定出“洋規劃”和洋人規劃,某一城市曾制定了60平方公里音樂城的規劃,后因不具可行性而放棄。第三種情況則表現為城市規劃是領導的規劃 ,是城市一把手的政治符號,城市領導變換使城市規劃也跟著變換。某城市的發展空間模式因領導的意向而變:一屆領導一種說法,一任領導一個發展方向。前任領導提出城市要向西發展,而新一屆領導提出的是要向東發展! 

無論是“運動型城市定位”,還是“過度超前型城市定位”,或者是“領導意向型城市定位”,均缺乏連續性和科學性,這也是導致中國城市化多發性問題發生與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化發展與城市規劃的實踐過程中,適度、適時調整城市戰略定位與發展模式是合理的,也是城市發展與時俱進的一種方式,但是,城市戰略本身的雷同性實質就是缺乏遠見性和科學性而導致的。很多人天天在喊創新,而城市戰略定位與城市形態定位本身就是一種創新過程,如果城市發展沒有自己獨有的個性就是沒有創新,這必然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滯后力所在。 

而讓人擔憂的是,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未能提出自己的特色產業特色發展模式 ,特別是幾乎沒有城市提出自己的特色競爭力的建構模式 ,這樣的狀況最易導致城市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出現結構性空洞,包括城市人才發展的結構空洞。如某些城市產業定位過高,沒有相應的人力資源和勞動力,引發了相關社會問題的深化。 

城市沒有差異化和唯一性定位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規劃理論嚴重滯后,沒有典型的本土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理論和城市規劃理論,更未能創造現實的城市形態理論和城市風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規劃主要是沿襲西方的城市發展理論和城市規劃理論,中國化的城市理論不能得到認可,一些城市的領導言必談洋人規劃和洋規劃,而中國的學者也是言必西方。無論在理論學術界,還是有城市管理界及城市規劃界,都未能塑造出系統的中國式城市發展理論和城市規劃理論。 

由于在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方面缺乏中國式的城市規劃理論指導,而傳統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理論因其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在現實城市的規劃的理論操作層面得不到很好應用,中國的城市發展戰略與規劃,無不是以西方的并且是已經過時的規劃理論來指導城市,導致城市的空間與形態缺乏中國當代元素的表述,缺乏中國化當代意義上的文化空間,缺乏中國當代意義上城市空間意象,缺乏中國當代意義上的城市景觀符號體系 。中國城市目前出現的交通擁堵、就業空間不足、城市景觀敗筆不斷、只適合鳥瞰而不適合人看的規劃,導致全新樣態的中國式城市病,城市發展的現實問題與當代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滯后有直接關系。 

當我們反觀西方城市的發展,不難發現,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城市重歸自然的思想、適度的符號人體工學的尺度空間和肌理,卻在西方城市的規劃理論與實踐中大放其彩 。往日傳統理想中的小橋、流水、人家和“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自然意境,在歐美的中小城市中體現的十分充分。正因為如此,芒福德所寫的城市發展論及的理想城市是中國《清明上河圖》表現出的城市空間特點與意象,我們反思的時候,看到的是中國的城市卻在重走西方城市化發展的老路!如南京的江心洲是一個塊難得的自然凈土,可南京市政府引以為豪的是把這一塊打造了西方化的、高樓大廈林立的后現代空間,這種以房地產公司為主導開發的區域經濟空間的模式是有待研究和思考的。 

城市發展戰略定位與城市規劃的時效方面也嚴重落后。城市規劃既缺乏大空間區域與地域的整合,又缺乏制度性空間關系的整合,都市帶的整體規劃、區域性都市圈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很難形成市場性的地域整合 ,或者說,在中國的區域經濟與社會關系中,城市與城市、都市圈及區域經濟體系很難形成地域共同體的社會與經濟的一體化關系,主要是制度關系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障礙。 

地區空間、都市圈化的結構框架很難拉開,地域生產的產業規劃,往往受制于行政區劃的劃分,使得產業很難獲得合理布局。特別是在首都、省會城市、地市級城市的等級制度關系的制約下,城市承擔著政治管理和控制區域結點的功能,這使得地域中心城市功能無限多元化,甚至是相關政治節點功能無限擴張化。加之,中國城市的制度性結構,幾乎所有都市圈中的城市都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經濟與社會整合能力十分有限,在區域空間體系上,政治主體性的首位度,都市圈內的經濟關系和市場關系幾乎得不到制度內的認可。因此,幾乎所有都市圈的功都不能充分形成地域經濟共同體關系,從而使區域經濟體間市場關系的豐度和廣度深化受到阻滯。  

在一個相對的經濟區內所形成的都市圈,很難形成首位度的結構關系,而區域性相關機構的設置只是一種虛設,省區級以外的都市圈更是缺乏制度認同,如長三角城市群是三個省級行政區形成的地域結構關系,在整體規劃和區域協調的發展中,上海作為長三角的“發展極”和高首位度城市,既是一種事實,也應該在制度層面加以認同的培養。但是,在區域經濟發展的事實上,相關省級體系對上海的首位城市功能和“發展極”功能缺乏典型制度性認同,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空間整合,使得長三角都市圈一直未能成為公認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所以,我發表文章直接提出應該站在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高度,提出“大上海國際化都市圈” 區域共同體  的概念[1],以形成亦如大倫敦、大紐約和大東京都市圈那樣的經濟關系,創造中國發展的現代化示范區。區域間的整合度低,城市間的行政壁壘明顯,中國的區域經濟結構體系,沒有形成共性競爭關系,無論在規劃方面,還是在人才使用方式,包括經濟合作方面,都缺乏統一的思想和政策機制。可以說中國的城市,尚未形成統一的區域城市社會機制。 

而我們應該提出的,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創造什么樣的城市形態、風格與城市意象?目前我們所創造的城市空間有中國文化自己的風格嗎?是不是在世界一體的大潮下面,中國式的城市風格正在喪失?中國式的城市空間景觀與意象正在喪失?當代人創造的城市空間與景觀,能夠成為未來華夏民族的“集體記憶”嗎?在汲取西方城市發展理論精華和中國古代城市理論精華與實踐的同時,我們這一代人做了什么?有我們這樣一代人創造的城市歷史風格嗎?我們這一代人的城市建設,不能這樣:要么是復興西方的建筑文化,要么僅僅是明清建筑的復興!這是值得國人思考的問題! 


 

注釋:[1]張鴻雁.“大上海國際化都市圈”的整合建構新論——中國長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創新研究.社會科學,2007(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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