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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鴻雁院長:網絡社會視域下的全球城市理論反思與重構
【發布時間】2019-06-28 【消息來源】城市科學研究院 
 

摘要: 全球城市理論的反思性研究,是對全球網絡社會一體化引發社會變革的一種反響。全球城市研究呈現三種“文化轉向”:其一,從什么是全球城市的研究向全球城市的養成因素研究轉向;其二,從全球城市經濟秩序控制功能研究向全球網絡社會的“去中心化”研究轉向;其三,從全球城市要素集聚研究向全球城市文化認同研究轉向,進而發現全球城市的進化與發展規律,為中國提供可借鑒的全球城市樣本。當下,中國全球城市建設缺乏世界性與地方性結合的經濟與文化融合戰略;全球城市定位缺乏世界范圍的超前、超強和差異化“三位一體定位”的戰略;全球城市的國際化開放和世界“身份文化識別”缺乏頂層戰略。全球城市的最低文化價值是國際化的文化認同價值,以創新獲得文化認同是全球城市的基本功能。全球城市的養成是一個歷史進化過程,中國應從經濟與文化價值的“全球文化價值反射”的角度,采取全球城市價值高端介入戰略,培育全球城市的內生機制和內在動力。  

關鍵詞: 全球城市;網絡社會;市民社會;全球化鄉村  

作者: 張鴻雁,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江蘇省城市經濟學會會長。  


全球網絡社會時代” 的發展,正在深層次上改變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全球城市”理論與和其他事物一樣,其內涵與范疇、要素與特點、結構與功能等在某些方面已悄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網絡社會崛起”到“網絡社會全球化”的社會建構,以及云計算、云機器人、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工業4.0新技術等爆發性出現,使全球網絡社會從一體化向全球網絡社會智能一體化方向發展,集中體現在“全球網絡金融資本”與國際經濟貿易、智慧網絡物流與網絡平臺消費、AI技術與共享經濟以及大數據應用等高新技術在生產、生活領域中的廣泛應用,不僅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組織形式、媒介信息傳播和全球范圍商品貿易的整合營銷方式,同時還改變著人們的交往方式、通信方式、交通方式和消費方式,甚至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組織方式、工作方式、社會關系結構以及人際溝通方式等,幾乎所有學科都面臨著全球網絡社會智能一體化等所帶來的新經濟革命挑戰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作為雙刃劍,既帶來了社會的進步與進化,也帶來了社會問題與風險社會的深化。因此,反思全球城市理論,創新理論思維方式,對于中國建構全球城市是不無裨益的。  


 

反思一:全球城市指標過度解讀誤區——創新土壤比創新本身更重要   

 

全球網絡社會一體化正在朝著網絡智能化方向上發展,這本身正在重新定義傳統“全球城市”的內涵與范疇。網絡社會全球一體化迫使我們必須用創新思維認識這個時代的變遷,20多年前卡斯特對網絡社會崛起的預言已經被證實:“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支配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在網絡中現身或缺席,以及每個網絡相對于其他網絡的動態關系,都是我們社會中支配與變遷的關鍵根源。”①網絡社會全球化催生了新的社會結構生成與變遷,并改變著全球城市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控制功能和地位。薩森“全球城市”理論傳到中國后,曾引起一股“全球城市”研究與建設熱潮,1990代末期中國先后有18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構想,后來大多放棄了這個目標,而近年又興起了“國際化大都市”和“全球城市”的研究、建設熱潮并獲得了相應進展,在全球城市的特點與要素、功能與規模、樣態與指標等外在因素研究上,既有很強的針對性又有鮮明的應用性,中國很多城市通過對全球城市外在特征的“對標找差”,較為清楚地了解了全球城市的要素構成,北京、上海、成都、重慶、廣州、深圳、青島等城市根據全球城市存在樣態、指標和基礎設施規模,制定了所在城市的“全球城市指標體系”,強調全球城市的必備要素:有大機場、大馬路、大會展、大總部經濟、大交通、大量人口等,也強調區位因素及沿海和港口規模等。事實上,中國有些一二線城市硬件設施已經不遜于發達國家,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強于一些發達國家。但是,為什么還不具有全球城市功能,更沒有相應的全球城市文化認同呢?通過分析不難看到,全球金融中心生成的社會前提不是所有城市都能提供的;而很多政治中心往往成為城市經濟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總部經濟之所以在某些城市集聚,不是因為其規模,而是與其國際接軌的政治、法律、政策和國際服務功能及城市的開放度有關。抑或可以說,我們的確應該關注“全球城市”已經出現的外在因素,但是更需要關注“全球城市”生成與發展的內在因素。分析和歸納國內部分學者研究全球城市特征及指標的主要內容有  1.國際化開放程度。包括國際機構數量和參與國際事務能力,世界性組織和國際性機構數量居于前列。城市經濟發展與國際關聯性強,具有某類國際“信息港”功能。2.創新發展程度。高新科技創新居于世界前列,如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等,并具有國際認同的存在方式,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3.金融及金融服務產業集中度。金融產業充分國際化,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產業高度集聚,構成世界金融主要中心之一,具有國際資本流動“金融港”的價值與功能。4.跨國公司總部集中度。其在某些經濟領域具有全球資源要素控制與配置功能。5.國際高端商務活動數量與集中度。如國際化商業綜合體的數量、國際性會展的次數和空間面積居于世界前列。國際商務商貿會展服務業的層次及奢侈品消費的繁榮等。6.國際化人才集中度。高新技術研發人才和科學技術發明專利數量及高端制造業企業、研究機構的數量等,構成世界高精尖產品的研發中心和高端制造業的創新中心,處于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環節。7.世界級交通樞紐體系的中心性和便捷性。如重要國際機場、港口,多元化公共交通運輸模式,現代化網絡通信系統等。8.城市人口規模與集中度。包括國際型的社區生活等,有人認為全球城市中心區不能少于500萬人。9.多類型產業創新區的集中度。如多類型國際化交流平臺、國際化科技發展平臺以及類似硅谷的創新發展區等。這些研究成果對中國全球城市建設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比較來看,國內研究全球城市總體表現為:全球城市外在特點、要素研究多,發展內在成因與動力機制研究少;全球城市標準、指標研究多,文化與制度創新研究少;全球城市戰略規劃與構想研究多,內生動力與政策機制研究少。我們認為,全球城市研究和建構重點應該放在全球城市生長的成因和文化土壤方面,放在全球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政策、制度、文化等構成機制上,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市民社會及契約關系等方面。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②。全球城市有一個成長過程,追問、探討什么樣的城市社會結構、城市經濟結構、城市文化結構最適宜轉化、生成為全球城市,這才是解決問題之道。在全球城市研究上,薩森將紐約、倫敦和東京放在了世界城市的頂端位置并做了集中研究 ,“這些城市區域的特征是,以從屬于直接控制著全球各地的經濟活動的跨國銀行和公司的金融和商業服務為基礎的地方經濟”③。她把“全球城市”的能級與功能集中歸納為四個方面:“一、世界經濟組織高度集中的控制點;二、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其已經替代了制造生產部門而成為主導經濟部門;三、高新技術產業的生產和研究基地;四、作為一個產品及其創新活動的市場。”④這些表述強調了對全球資源的“高度控制”,特別是對金融業在全球城市發展中的主體價值及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她對全球城市創新產品和創新市場區位并成為新社會經濟秩序樣板等方面的論證,無疑對全球城市研究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此基礎上,薩森也論及了“經濟活動空間分散與全球一體化的組合,賦予主要城市一個新的戰略角色”,從中可以看到薩森也關注到了網絡社會給全球城市帶來的影響,她的理論觀點也是伴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全球城市理論引起關注后,許多學者對薩森的全球城市理論在某些方面也進行了反思性研究。比如,安東尼·奧羅姆和陳向明提出,薩森對全球城市認識是“全球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響與其對當地造成的不良后果始終是共存的”⑤。在某種意義上,薩森全球城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全球“社會秩序”和“支配功能”上,其權力價值甚至超出了國家政策影響。其他學者對薩森的全球城市研究也有諸多質疑:如在金融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問題、全球城市內在經濟兩極化問題等方面有不同的解釋。⑥他們在一些研究方法上也提出了質疑,“薩森甚至更粗枝大葉。她簡單假設,曼哈頓可以代表整個紐約城的區域,而該區域實際由三個州構成——紐約、新澤西和康涅狄格——其總人口超過2000萬,同時,她將被稱為倫敦城的著名英格蘭金融區與大倫敦的實際正在擴張中的巨大區域合而論之。因為這種特殊的概念性錯誤,對所謂的‘全球城市’有其社會影響的分析便是十分令人懷疑的。不幸的是許多城市學家還在繼續犯著同樣令人誤入歧途的錯誤。例如,分析家們通常所說的‘紐約’,經過更近距離的數據調查之后才弄清,卻原來只是曼哈頓行政區”⑦。姑且不論學者不同視角的認知與不同知識結構的表達,在網絡全球化的前提下,全球城市作為一種城市發展的極化效應正在發展變化,“去中心化”也正在廣闊的領域展開。卡斯特很早就提出這樣的觀點:“每一個城市的轄地都遭受新的緊張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存在經濟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動減緩的和遭受排斥階層充斥的城市……這些分界并不僅僅表現在空間上,甚至表現在國際競爭和城市活力方面。”⑧上述觀點的學術批判意識是值得贊賞的,其價值不僅僅在于做了一種學術性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這也提醒我們,對任何理論都應該有一種批判性的理性思維,特別是對外來的學術研究成果不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而應該在研究、分析、篩選、整合、反思、揚棄之后再以創新的方式加以應用。因此,我們要提出所謂的“全球城市之問”,為什么中國沒有全球認同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生成的內因是什么?什么樣的社會結構才能催生全球城市?  因篇幅所限,本文僅從網絡社會一體化的視角提出三個面向 的思考:首先,培育全球城市創新創業及市場經濟關系的文化土壤——全球城市應該成為自由與公平的文化場域。 倫敦被認為是“一個充滿選擇機會的城市”,這是從一般城市生長為全球城市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包容與個性發展是其內核。雖然全球城市也是問題最多的地方,但同時也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最快的地方,它能夠用相對有效的手段,通過市場經濟意義上的“文化綜合治理”而成為全球文化認同的城市。創新文化土壤使全球城市構成了某種壟斷性的文化價值——“充滿創新創業和就業機會的城市”,這才有可能成為金融產業、智能產業、文創產業和哲學思想領域等高端人才的全球集聚高地,因而才能形成具有“全球秩序控制功能”的全球城市。大家熟悉的紐約、倫敦、東京、巴黎、中國香港等,首先是創新創業中心,其次是就業與生活中心……既有鮮明的城市特色競爭力,又有廣泛的社會包容性,特別是在營商環境的涵容方面,城市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和“城市文化資本”再生產的能力。事實上,我們也能感受到,僅靠花大錢搞基礎建設,貪大求洋是砸不出全球城市來的,關鍵是城市的文化品質、市民個性的解放、國際化的開放程度和對所有人平等關懷的法制保證。另外,過去我們更多地強調全球城市的綜合實力;現在全球網絡社會改變了城市效能和能級的創新方法和手段,更應該強調“三力合一結構”的城市價值能級,即城市綜合力競爭、城市核心競爭力和特色文化城市競爭力“三力”結合。其中,特色競爭力對大多數城市來說,是創造全球城市的必要前提。其次,建構與全球城市同步的社會文化治理模式與制度創新機制——市民的平等與尊嚴、企業的平等與尊嚴。 吉登斯認為,正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競爭的節奏加快,“時間的商品化啟動了工業生產的機制,瓦解了階級分化社會中特有的城鄉分化”,使“現代工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局限在某種特定類型的地區中”。現代城市生存特質是“強調隨著時間的轉移”,要創造“空間的商品化”,從而建立一種有鮮明特征的“人造環境”——具有倫理和社會關懷的機制,并由此“表現出現代社會中一些新制度關聯方式”⑨。現代網絡社會要求城市要有“社區照顧體系”,使“城市如家”的理想類型成為可以實現的夢想,這樣的城市社會結構和機制最容易放大個體價值,養成創新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反之,如果城市市民社會的土壤和社會選擇機制不充分,城市的宜居性及讓人們能夠扎下根來的理由也就不會充分,社會各種要素集聚和創新當然也就不會充分,作為全球城市控制節點的功能也必然不能發揮出來。應該說,全球城市需要一個典型的中產階層、需要一個有思想的“創意階層”、需要一個有創新能力的樣板階層。因此,一個城市要能夠讓優秀的人才群體扎根是需要特定條件的,不僅要滿足和創造人們生存的多種需要,還需要創造“靈魂的各種需要”⑩,包括城市社會給予的“秩序”“自由”“責任”“平等”“榮譽”“懲罰”“安全”“風險”“私有財產”“集體財產”和“真理”等。而最核心的基本需要是獲得個人存在的尊嚴和個體價值追求的尊重,并把這種尊嚴和被尊重構建成為一種社會義務,而義務的擔當是市民社會個體存在的價值和“集體良知”的一種行為表現。?再次,創造市民社會的契約關系和法制前提下的“集體良知”——國際化開放指數與城市社會文明指數有機結合。 “Childe使用‘城市文明’這個術語,因為文明和城市在歷史上就是珠聯璧合的——拉丁文中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詞源。從一開始,城市就一直是人類進步中創造某些最不可思議的突破和發明的試驗爐。”?馬克思一直把城市發生作為人類文明的發端之一,“市民社會”(civilsociety)的深刻意涵就是強調文明并且是“歷史的真正出發點和舞臺”,市民社會的理性就是“契約型”社會關系,市民社會的“主體人格”構成了偉大城市的價值所在,正如馬克思所說,“交換過程確立了主體間的平等”,市場經濟越深化,社會法制關系和契約關系也就越進步,而文明正是建立在這種法制與契約關系基礎之上的。被薩森確認為全球城市之一的東京,就具有很好的典范性和樣板性。比如,僅就東京全城市民垃圾分類的行為來看,就已經是世界城市的樣板、法制型社會文化綜合治理模式的典范了。市民社會第一要素是由一套經濟的、文化的、知識的、政治的“自主性機構組成的”,而且具有“一整套廣泛傳播的文明的抑或市民的風范”?。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市民社會必須有“社會及個體自律”“自主性機構”等,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社會團體和新的“人造環境”和“新的制度關聯方式”。市民社會結構雖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解?,但馬克思曾強調,“真正的市民社會從18世紀開始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其主要表現在社會契約關系上,在法人資格的意義上,市民社會已分立出多種“權力綜合體”,如“文化繁衍綜合體”,像溝通的自由等;“社會整合權力綜合體”,像保證社會化權力綜合體,強調私人關系、隱私權及人身不受侵犯等。“另有兩類權力綜合體,一個僅位于市民社會與市場經濟(財產權利、契約權利和勞動權利)之間,一個位于市民社會與現代科層制國家(公民政治權力和當事人福利權力)之間。這些權力綜合體的內在關系,決定著制度化的市民社會的類型。”?這是養成全球城市能級的土壤,也是使全球城市具有創新力的土壤。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有些望塵莫及。
 
 


 


 

反思二:全球城市“社會秩序支配功能”弱化:從“全球城市”到“全球鄉村”    

 

在全球社會網絡一體化理論認知視角下,全球城市在經濟領域的高度集中節點控制功能正在發生某種改變,其最突出的是金融中心高度集聚功能的某種改變。美國學者馬克·戈特迪納等對薩森的“全球城市控制功能”概念也提出了諸多質疑:他認為現代全球網絡社會的智能化發展,在一定意義上使金融中心“完全脫離了特定城市中金融活動的中心化”,譬如“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NASDAQ)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場。與紐約、倫敦或東京的交易所不同,NASDAQ缺少交易場地(應該翻譯為“不需要交易場地”——筆者),而是通過電話和光纖電纜將世界50萬商人聯系起來。與此類似,巴黎、比利時、西班牙、多倫多等近期都廢止了場地,金融從業者的“股東可以處于任何地方”?。他還認為“全球城市的命題在許多城市案例中總是會被簡單化”,因為“新興的信息經濟,以及對各類型的電子通訊的加速使用,即具有去中心化的反向趨勢,又為包括多中心的區域增長在內的新中心的發展提供了支持”。這里強調了“去中心化”和“新中心”的發生,新的網絡社會科技的繁榮和全球網絡一體化,改變的不僅僅是相關理論;還包括改變著人們對世界認知和改造的手段,從廣泛的意義上同時獲取信息,又以全球遠距離管理控制工作的方式,既改變了工作崗位的空間區位定義,也改變了工作時間的定義,還改變了就業關系和企業組織形式。最近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的“網絡經濟和網絡企業”高層論壇上,卡斯特在演講中說:“全球化經濟的另一個層面是金融市場,金融市場遍布全球,所有的東西都是放在金融的大云當中。而這個云是在以光速不停移動,貨幣與貨幣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快速的流動實現了貨幣價值的最大化。”?抑或可以說,全球城市之所以稱之為全球城市,其核心價值就是在全球流通中對金融流通的主導性控制,在以往的全球城市理論中,哪個城市成為全球意義上的金融中心,哪個城市必然是全球城市,雖然目前仍然還是如此,但是內在已發生了明顯變化,特別是“全球網絡一體化金融”和金融網絡化的發展大大超出了人類的預期,給人類帶來驚喜的同時伴生社會發展的意外。“伴隨著許多次級活動被數字化和去中心化……在過去的10年中,倫敦已經見證了金融服務業崗位的大幅縮減。這些崗位將由商業服務的增加所彌補。”顯然,中國金融業務崗位的縮減更加明顯。更值得深思的是,馬克·戈特迪納還認為,“倫敦經濟中的60%的就業崗位要指望地方和國家而非全球市場需求。所以,認為金融交易活動需要那種可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心街區聚焦的同類型的面對面的互動,這種假設現在有可能被高估了”?。他們對全球城市金融中心的控制能力與價值的懷疑是直接了當的,現代網絡社會帶來的工作方式革命,正在檢驗、校正全球城市的功能與價值,其變革率先出在金融領域并不是偶然的,中國現實生活中普遍的非貨幣化傾向——窮鄉僻壤也可以用手機付費,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變化。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來臨》一書中曾這樣描述后現代社會的城市:“一個大規模的社會的特點不在于巨大的人口數量”,“過去是通過大量的城市集中,今天是通過大規模的通訊交往,一個大規模社會的特征才顯示出來”?。從過去的“大量的城市集中”到今天的“大規模的通訊交往”反映的是網絡社會的結構性特征,“無定位城市區域正以一套復雜的社會和經濟網絡體系取代實際上的中心城市。迅捷的交通使設址于中心地帶淪為一種選擇而不是必須,新的西部城市將采取更為松散、開放的格局”?。這一觀點始于上個世紀的70年代,1977年出版的《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態學》作者萬斯,描述未來新型城市是沒有中心、沒有明確定位的。未來城市將“無頂、無底、無形、無際……隨機的、迷亂的、未加計劃”的。“它的郊區是‘不定型的’,它是一個‘強烈進取的有機體’。”越來越多的城市發展表現了全球城市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控制功能,并直接參與了“全球產業新文化分工”。現實的國際經濟體系已經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競合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由城市價值鏈相互聯系或由相互貿易依賴形成結盟關系的各種共同體之間的競合關系,全球構成了以“要素經濟為紐帶”的全球網絡社會體系,“全球秩序控制節點”可能、可以發生在任何大城市,也可能、可以發生在任何中小城市或任何地點。所謂全球網絡一體化在某種意義上是網絡與智能技術、金融與人才市場、國際貿易與跨國生產,以及某種程度的科技和專業勞動在內的“泛全球化分工”,即除了全球城市以外,某個村莊、某個有技能的個體也能夠參與全球分工并創造新的控制節點。全球化網絡社會體系使經濟系統互動可以在全球各層次相互跨界連接,無中心化趨勢是網絡時代的一個結晶和時代財富,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中心地點的模糊性,正在“創造著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這個“全球性的社會結構”是全球網絡社會嬗變的結果,并帶來“功能均質化”和中心定位無序化的結果。金融中心在網絡上的“區位熵”隨時隨地可再造,甚至出人預料。網絡社會的金融集聚促成了新中心結構并在任何地點都可以發生,雖然這種成長不是極端型的某一空間的發展,但在網絡社會已經產生新的功能。長期研究網絡社會的曼紐爾·卡斯特對網絡社會帶來的全球城市變化又有了新的認識,他用網絡經濟五個相關聯的維度說明全球城市功能與價值體系的變化:第一,網絡經濟是全球性的,“網絡經濟是基于全球的金融、生產、消費、商務、科學、技術和創新的網絡”。全球主要的研究型大學,有90%都是在歐美國家。?全球研發比例有75%都集中在歐美的企業和組織當中。這決定了發展速度和科學技術設施的發展狀況。比較相關的數據我們知道,全球研究型大學、全球研發中心是全球城市發展“文化動力因”之一,甚至具有某種因果關系,有了這樣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機制,才使得紐約、倫敦、巴黎、柏林和蘇黎世等城市成為全球經濟秩序的控制節點。第二,是全球信息運用的競爭性,以及引入創新用于生產和流程中的能力。第三,是網絡經濟會創造新的組織結構,又叫網絡體驗。第四,體現在工作流程上:勞動力就業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具靈活性。第五,是知識和信息的不平等分配。顯然,他的第五條觀點已經有些過時,網絡社會的最大價值在于“知識和信息可以平等獲取”,因知識和信息不是“被分配的”,只要你愿意或在一個公平的社會機制內就可以隨時隨地獲取知識和信息,這也是動搖全球城市壟斷基石的根本原因所在。總結卡斯特的觀點可以理解為:建構城市內在發展的能動性、創造性和自覺性,應該是全球城市研究的重點所在。 全球網絡社會智能化為全球化城市競爭創造了高速軌道,一方面迫使城市發展、競爭必須強化自身特色,尋找差異化定位;一方面又在創造多中心和多元化網絡集聚模式,建構廣域化“長尾藍海市場”,其結果孕育、催生了國際化意義上“全球鄉村”的產生!它與“全球城市”概念構成一對范疇,表現了全球化多中心、多節點、多樣態、多極化和去中心化的趨勢,全球網絡中心節點發生的模糊化和具有不可抗拒性的結果,反證了“全球鄉村”發生的必然性。正如吉登斯所說,“全球化不僅產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產生了向下的拉力,給地方獨立帶來了新的壓力”?。而這個新的壓力集中體現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任何東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產并銷售到世界各地的現象。”?這一現象帶來的結果是,使任何地方都可以產生新的經濟要素集聚與擴散高地。全球社會網絡化在建構“全球性的社會結構”——在傳統城市化即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圖景下,如今浩蕩的“全球鄉村”重構或者說在“再地方化”的圖景中,全球化網絡化將城鄉關系嵌入更加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中,處于全球關系網絡節點位置的鄉村與城市一樣,以“地方網絡行動者的身份”參與全球網絡社會的生產分工,這一時代的回響超過任何時候!“網絡社會好比擺在我們面前的城建用地,邀請我們設計和建設比特之城(即21世紀的都市)……這將是一個不依附于地球上任一確定地點而存在的城市,其格局不取決于交通的便利和土地的有用性,而受互聯性與帶寬程度的制約。”?以網絡身份參與全球分工的“鄉村行動者”業已產生結果,在此僅舉三例:一是全球范圍“國際慢城文化”在中國鄉村中的建設推廣?;二是浙江莫干山“洋家樂”文化的興起;三是“全球化鄉村樣板”、全球網絡社會一體化的經濟范式 ——中國淘寶村的崛起。2018年,全國淘寶村數量有3202個,年銷售總額超過2200億元。被概念化為“全球鄉村”?的徐州沙集鎮2018年淘寶村銷售額達110億元,其下轄東風村1180戶4849人,3000多家淘寶網店,銷售總額為33億元。一個村莊的網絡集聚成為全球范圍某種商品物流通的“全球節點”,網絡社會沒有形成以前,這類“全球節點”一定是產生在大城市里,而現在可以產生在偏遠的鄉村里。信手拈來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廣東省獅山鎮有30多家500強企業,產值超過千億元;江蘇玉山鎮產值達650億元;江蘇張家港永聯村,2017年銷售收入超過700億元,等等。很多特色產業小鎮的特色產業甚至“壟斷”了全球市場,如小提琴、鋼卷尺、游泳衣、淡水珍珠……“全球鄉村”節點控制功能有如下特征:一是控制著某類商品信息和價格指數;二是控制著經濟領域某些產業的成長、發展和商品的全球流通廣度,某種程度上控制著某一類產品的產量、價格和品質;三是控制著市場和商品未來的發展方向,如產品創新的功能和屬性等,這就是“全球鄉村”在“全球城市”面前的價值與意義。甚至可以說,一方面,在全球新產業分工中,“全球鄉村”的“網絡行動者”正在分擔和分化全球城市的某些功能;另一方面,也在補充和優化全球城市結構性功能的不足。我們認同卡斯特的觀點:“我們社會中主要支配性過程都連接在網絡里,這些網絡連接了不同的地方,并且生產財富、處理信息以及制造權力的層級,分配每個地方特定角色和權力,而這最終決定了每個地域的命運。”?“全球鄉村”使處于區域位中心位置的全球城市正在被重新定義,淘寶村的口號是“我們在買世界和賣世界”,一個淘寶村可以定義和定位為全球市場,參與全球的產業分工,這也是網絡社會條件下“全球鄉村”價值之所在。“全球鄉村”在某些方面業已產生了與“全球城市”相對應的價值與功能,雖然還處在發展階段,但是某些產業和行業在全球流通中的“依賴與控制”功能已經顯見,“全球鄉村”已經成為參與全球城市分工的一個結構化的空間結點和全球城市價值鏈的一個關鍵環節。從城市社會學視角看,“全球鄉村”正在重新定義全球城市化與全球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內涵,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化。比如,浙江德清的“洋家樂”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文化載體,在深山的村落群里自發形成國際化的“洋家樂”民宿群(散落在十幾個村落),通過全球網絡直接與世界聯通,莫干山周邊村莊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創業、就業、研學和休閑的“全球化鄉村”,可以全球預定并擁有統一品牌、商標、網站、微信賬號和整體對外營銷形象。在村莊里,既有巴黎人、首爾人和開普敦人開的“洋家樂”……也有中國的上海人、北京人和南京人開的“洋家樂”……一面改變、引導鄉村人的生活方式;一面傳遞、創造城市文明,構建有特色的“全球化鄉村”的生活方式。深山民宿的夜晚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創客和游客聚會,是一個典型的“克里奧耳化”的地方——“全球本地化的另一個同義詞就是克里奧耳化,克里奧耳這個術語一般指混種的人,但它已被延伸到‘語言的克里奧耳化’這一概念……”其更深刻的意義是,網絡社會使全球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偏遠的鄉村相遇,并創造一種“全球化與本地化融合的空間”。下面的例子或許可以用來說明這兩個概念以及全球本地化的概念:“坐在倫敦(或“洋家樂”——筆者)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現在,它們在那里非常普遍了),伴隨美國‘海灘男孩’樂隊的演唱‘但愿她們都是加利福尼亞姑娘’,喝著一位阿爾及利亞的侍者送上來的意大利濃咖啡”?。這樣的鄉村,融合著全世界,一面在創造網絡社會時代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一面在創造與世界一體化同步的全球化鄉村節點。全球網絡社會改變著“全球城市”,也在建構著“全球鄉村”,因應時代召喚,中國淘寶村給我們很多啟示:經濟增長要素的“集聚與擴散”,已經不以“集中與分散”的方式展開,傳統實體空間區位價值正在被新的“網絡區位空間”所替代,在全球范圍展開——去中心化是一種新的經濟革命。用淘寶村村主任的話說:“網絡世界讓我們在全球范圍內隨時隨地面對面工作與溝通,而不需要到大城市中心去。”
 
 


 

反思三:文化集聚價值決定全球城市價值——文化認同是全球城市的本質   

 

以往認知中的全球城市,強調的是生產要素和經濟要素的高度集中與集聚,在地理區位價值居比較優勢的時代,生產要素向某一中心區位“集中”是一種必然,其主要是受限于區位交通與土地級差帶來的成本障礙。但是,這是在沒有全球網絡社會一體化和沒有現代化交通體系下的認知結果。在全球網絡社會結構變遷視域下,全球城市所具有的“要素集中控制性”功能已經發生了某些改變,文化創意與制度創新要素、金融結算與流通等要素可以在任何地方產生和集聚,“集中”與“集聚”不受實體空間區位的限定。傳統城市社會學和城市經濟的社會變遷理論認為,“集中”一般代表某種要素向城市“中心區位的集中”進而產生“分散”,形成“集中與分散”的動態變遷范疇與概念,這種變遷往往是“集中效應”大于“分散效應”,如人才、資金、信息、財富等向城市中心區位集中。然而,“集中”與“集聚”在全球網絡社會一體化時代,其一字之差卻有很深刻的學理意義:“集聚”不一定在某個區域的中心位置,可以在任何地方展開并帶來特定的專業化效應,這種經濟與文化要素“集聚”會產生相應的“擴散”效應。在一定意義上而言,“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具有等值性,甚至通過網絡可以是“擴散效應”大于“集聚效應”,并在社會網絡時代形成“集聚與擴散”的新范疇與新概念。這就是網絡時代所提供的網絡空間的某種“特質均等化”、信息傳遞高速化、監管控制遠程化和可視化等新公共共享平臺的價值及功能,亦如網絡流行語所言,“網絡時代,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全球網絡社會在改變著傳統區位觀和時空觀,實體空間區位在智慧產業、高端服務業、網絡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現代智慧物流業等領域已經不具有決定性影響,傳統區位論中“土地級差”理論的影響因子和限制正在減弱。一旦某一生活和經濟要素形成集聚節點,就會構成某種“網絡集聚動因”,通過網絡社會一體化的整合,在原來非中心地帶快速集結構成新的集聚節點,并可以快速擴散和放大。這一“集聚與擴散”過程與傳統的城市生態結構演變不盡相同,“集中與分散”更適應于傳統區位觀,而網絡社會非中心化的“集聚與擴散”在更深層上表現了網絡時代的特點,可以重塑和再造“人文區位”。換言之,全球網絡社會時代的“全球鄉村”的人文區位價值是可以人為創造的。縱觀和比較全球城市生長歷史,其影響因子排第一位的是“文化吸引力” ,這也是網絡社會研究者強調的《認同的力量》,我們把它解釋為“文化認同的力量”。文化認同既有歷史傳統的價值與意義,又有建構、塑造、規劃的意義,它和歷史沉淀下來的“集體記憶”和“集體良知”結合是全球城市“本源價值”和原動力所在,能夠成為一線全球城市的無不是具有全球文化認同價值的城市,也是文化軟實力能級最強的城市。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軟力量”(SoftPower)概念被廣泛認同,軟力量五要素占第一位的是“文化吸引力”;第二是“思想/意識感召力(價值觀)” 第三是“政策影響力( 包括國際政策影響力和國內政策影響力)”;其四是“框架(機構體制)約束力 ”;最后才是“跨國公司控制力” 。?前四項都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的基礎和前提,囊括了思想、機制、政策等因素,然后才可能產生“跨國公司的集聚與控制力”。雖然全球城市必備的要素和功能很多,但是能夠形成并產生全球城市的“內生機制”——“城市文化自覺”作為首要因素,往往被我們所忽視。不應否定的是:全球城市的“文化認同”,也是投資者、創業者、科技工作者的文化認同,同時也必然是全球休閑和高端商務旅游的目的地城市,紐約、倫敦、東京和巴黎等皆大體如此。“文化向來是強者的武器”?,非洲研究、開發管理協會創辦人和會長提出一個基本命題“文化是制度母”?。是什么樣的文化養成并造就了全球城市價值?回答是:市民社會的文化場域建構是一般城市能夠發展為全球城市的內在“文化動力因”,也是終極“文化動力因”,同時還是文化自覺與自為意義的制度文化土壤。然而,薩森《全球城市:紐約、倫敦、東京》一書沒有論及全球城市文化要素,也沒有論及城市所傳承的市民社會的契約精神、制度文化等內容,更沒論及市民社會體系對全球城市成因的影響。2002年,薩森又主編了《全球網絡:相互關聯的城市》一書,從全球城市網絡的角度研究了大都市的功能與價值,但在“全球城市”網絡時代的研究視角上,薩森仍然忽略了“全球城市”的文化傳統傳承的價值與功能、內生動力與社會體系創新發展原因的研究和表述,忽略了“全球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城市的內生文化動力源泉的解析。當然,這一點也不應該苛求,或許只是研究角度或研究范疇不同。但是,我們過度強調全球城市的現狀與存在、要素與樣態的價值,結果可能會導致中國全球城市創建只能在外部要素上進行裝扮與模仿,關鍵是網絡時代的全球城市成長理論研究認知在本質上已經今非昔比了。我們可以看看紐約、東京、倫敦和巴黎全球城市在特色文化和“城市文化資本”再生產意義上所表現出的文化自覺與自為,特別是全球城市養成的社會與文化土壤創新經驗,這對我們探究全球城市的本質是有價值的。托馬斯·科斯納說:“紐約是一座與眾不同的城市。當提到波士頓、費城、芝加哥或者舊金山時,人們通常會談論這些城市里的人們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可是沒有人在提到紐約的時候會談論它的人民,而只會談論這個城市本身。因為這座城市比它的人民偉大得多!”?毫無疑問,在此紐約城市的價值勝過“紐約人”的價值。這一觀點雖然有些偏頗,但至少告訴了我們:紐約作為全球城市的文化特殊性——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很多學者都認同“紐約始終是一座‘文化大熔爐’、一個新舊事物的交匯點、一種將新世界轉變成美國所必需的催化劑。”?文藝作品所描述的紐約“既是天堂也是地獄”,是一個現實與未來空間與時間“折疊”的文化場域,“紐約是最能體現美國精神的城市……容納著來自地球上每一個國家的人們,這座城市使他們受到同化如此成功,以至于每天有300人宣誓成為美國公民……認為新世紀的挑戰會擊敗這座令人贊嘆的城市的想法是十分荒謬的。”?對紐約的論斷各種各樣,充滿了作者的認知、感知和偏見,這些至少告訴我們,城市是“改造人類的主要場所”?,是某種文化認同構成了紐約成為世界城市的土壤,是市民社會的文化養育而使紐約成為“全球城市”并創造了“紐約價值”。東京在全球城市成長路上一直在刻意獨創“東京價值”——一種東西方文化融合、歷史文化傳承與世界文化融合的價值。在全球城市中東京首創了“創造型都市產業”體系,其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文化與制度創新意義,其發展內核是本地文化與全球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相互嵌入的典型“東京文化+”的文化再生產價值。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諾斯指出:“制度是個人與資本存量之間,資本存量、物品與勞務產出及收入分配之間的過濾器。”?“東京文化+”的價值創新策略是“本土自主創新”與“文化拿來主義”融合的產物,典型的“城市文化資本”+貨幣資本+創意階層為結構體的“創新型都市產業”:首先,東京的現代發展過程,經濟與產業選擇重點之一是公共需求型產業的創新,在環境、健康、醫療、福利、文化和危機管理等領域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并將成果重點應用于文化和社會公共需求的各個領域。其次,文化傳播型產業的創新。充分利用東京個性文化和感性文化,以動漫創意、設計、時尚等文化附加值高的產業豐富東京的文化內涵,提升東京文化軟實力和世界范圍的“身份識別”度,如在服裝文化引領時尚創新方面可以與巴黎并駕齊驅。再次,建構了創新型的“都市功能促進型產業”政策機制,以“文化+”促進產品功能疊加并創造新價值,促進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更新換代,進而成為世界消費與創新之都,像信息化家電、微型機器人和智能家居服務等。比如,2006年東京公布了“10年后的東京”?;2009年又公布了“創造型都市產業”?和“動漫文化產業活性化計劃”等。在城市特色產業發展上,東京的突出特點是充分開放和融合化的國際化開放,強調主動與先進文化嫁接、互動、揚棄、創新、融合和整合。倫敦作為全球城市典范,在于從工業化以來給世界提供了市民社會的“紳士文化”土壤,全民認同的紳士風度文化養成了獨具特色全球城市——“倫敦風度與價值”,甚至成為全球的城市生活和符號化標識樣板。英國一個著名詩人曾滿含激情地說:“即便英格蘭民族不能給世界留下別的什么東西,單憑‘紳士’這個概念,他們就足以造福人類了。”早在19世紀末維多利亞后期,以倫敦為主的“全民紳士化”文化潮滲透于市民的血液之中。從傳統紳士的“誠實、慈愛、自由、勇氣、等級、責任”,轉化為現代紳士的“進取、果敢、冒險、積極”,這可以理解為提供了倫敦成為全球城市的價值理念與文化土壤。2003年倫敦市長公布了《倫敦:文化資本,市長文化戰略草案》,提出文化戰略要維護和增強倫敦作為“世界卓越的創意和文化中心”的聲譽,要把倫敦打造成為世界級文化城市。同樣,巴黎、柏林、紐約、東京、首爾、新加坡等全球城市都提出了全新的城市文化發展戰略。倫敦這個全球最有文化個性的城市的形成,既源于這個國家歷史的傳統,更源于這個城市社會文化精英群體的創造,最集中體現在城市個性文化符號——也是這個城市的文化資本構成,全球熟知的“紳士風度”和全球范圍可清楚辨識的城市符號:老爺車、紅色雙層巴士、紅色電話亭、紅色郵筒、報亭和紳士雨傘、文明棍、禮帽……這個城市既創造了全球獨一無二的文化,也創造了全球最具個性精神理念,“讓城市充滿選擇機會”。如果一個人在城市里有無限可能,這個城市就必然有無限的創新力。倫敦市長文化戰略中還有這樣一句話:“文化是促進理解、形成城市特征的強大力量。它可以跨越障礙,頌揚差異,激發靈感,帶來教益,創造財富。”?其中,“跨越障礙,頌揚差異”是很多城市難以做到的。“某些著名的城市,如巴比倫、羅馬、雅典、北京、巴黎、倫敦等城市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國家的歷史……那只是因為這些城市始終能夠代表他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并把其大部分留傳給后代。”?我們更要關注這樣一種文化價值取向,城市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也告訴我們:“最卑微的居民則可以將自己同城市的集體人格聯系起來,同城市的權力和光彩聯系起來。”?“我是紐約人”“我是北京人”“我是巴黎人”……這是我們建設“城市如家”這一理想家園的本質原因,也是全球城市應有之功能。芒福德強調的城市作為文化的容器,作為一種有教化作用的有機體,是養成全球城市的土壤和機制,而特色文化是全球城市最為顯性化的隱喻與特質。所以,全球城市的文化要素和市民要素面向,全球城市的優秀傳統和文化場域,表達了全球城市的公平與公正及契約精神……這些恰恰是全球城市的真正價值和內在動力所在。這些內容還包括: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與制度、國際化的法律與工程醫療服務體系、跨國際的研發機構與制度體系、跨文化的物館創新與運營體系、國際融合化的研究型一流大學、創意階層與中產階級的紳士化樣板、市民的開放意識與愛國主義情操等。全球城市除了要成為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金融、商貿、科技、生產、消費和創新中心之外,一定是某種意義上的地點精神、場域精神、歷史傳統、文化傳統體驗的創新中心,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的展示中心。“西方文明已經積累的經驗、工業化、城市化、高技術、民族國家生活在‘快節奏’之中。他們對現代各種優先權——職業、辦公室、個人責任、科層制、自由民主、寬容、人道主義、平等主義、獨立實驗、評價標準、中立性程序、非人性法則,以及理性化提出挑戰。”?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城市要創造全新的文化認識方式,這里要強調的是,目前存在的全球一線城市,面對網絡社會產生的“全球城市病”,某些功能已經在退化,基于文化認同感而形成的國家認同感“乃是他們個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認同所在,是他們賴以為生的社會價值所系”?。
 
 


 

解構與重構:全球城市何以可為    


全球城市的發展建構關乎到“新世界秩序觀”?。全球網絡社會的智能化使全球城市經濟發展的控制方式被改變,建構新的全球城市價值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競爭理念。全球城市的控制功能不僅有經濟和政治意義,更有文化輸出中心意義,并構成大多數全球城市協調社會、經濟、生活的一種進化形式與理念。?當代全球城市理論研究必須因勢而變,獲得新的“賦義”和“賦能”,厘定新的概念與范疇。我們不得不承認,“全球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學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認同問題”。全球城市成長與發展的根源研究,也是一個探求真理的過程。因此,我們反思全球城市理論,是對全球智慧型社會網絡影響下全球城市價值重構的回應,在新的層面上鑄造新的適應網絡時代要求的全球城市,賦予全球城市新的意涵并發出新的理論光芒。對全球城市理論的反思,是一種城市文化自覺與文化自為的文化自信,是應對全球網絡社會一體化而引起的高速社會變遷所采取的理論創新行為,是對全球城市理論的學理性與科學性的一種反思。因為“反思可能是純的或不純的”,但我們應該采取一種方法,即“通過一種滌清(Katharsis)獲得的”?。這種“滌清”就是對以往的(包括外來的)研究成果加以洗滌和揚棄,摒棄拿來主義的理念和做法,反思是為了更好地理論創新和理論建構。全球城市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樣,也存在相應的問題,在哲學意義上,“事物存在的本身就是問題”,既存在著共性問題也存在個性問題。而且在網絡社會智能化發展的時代,新技術革命也使這一存在出現新的層出不窮的問題且更加復雜深刻,雖然科學技術手段超過以往任何時代,但我們面對網絡時代的社會問題,卻常常無能為力。通過反思與比較,在全球城市研究定位與構建上,我們應該把以往被忽略的關鍵性問題找回來,從探索本原的科學立場出發,找到建構全球城市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僅從三個層面提出國內全球城市建設的思考:其一,全球城市建設缺乏世界性與地方性結合的經濟與文化融合戰略。 紐約、巴黎、倫敦等世界一流城市十分重視本身的地方性文化價值再造,通過自身的“有為”,來充實城市的國際性價值。而我們的一些城市,只是一味地迎合而不是進行自身獨有的價值創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因缺失了地方性文化建設,在本質上喪失了世界性價值,弱化了全球意義上的“身份識別”度。因此,面對全球一線城市文化軟實力建設,有四個維度應強化治理:市民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需要建構,城鄉二元結構文化裂縫要彌合,市民社會文明風尚要納入法治體系,城市現代文明生活樣板階層要重塑和建構。其二,全球城市定位缺乏唯一性和創新性,缺乏世界范圍的超前、超強和差異化“三位一體定位”的戰略。 多是模仿或總是亦步亦趨跟在他國的后面,原創價值不足,導致城市價值鏈缺少國際“網鏈式”的結構關系,往往處于國際城市產業與文化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同時,國內城市定位的雷同化競爭加劇了這一事態,使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存在典型的“產業結構空洞”盲目計劃與競爭,周期型的產業結構過剩和調整,使城市空間傳統價值傳承、傳統產業文化傳承、城市歷史榮耀傳承和城市政治的文化理念傳承等,因人因事因政策或變化或不持續形成文化斷裂。其三,全球城市的國際化開放和世界“身份文化識別”缺乏頂層戰略。 在體制文化、法律文化和市場文化等結構創新方面,特別是文化綜合治理上不能與國際相關領域相互融合,缺少差異化文化的認同與涵容能力,甚至在國內的城市之間也存在多種經濟和文化壁壘。因國際文化認同差異較大,國際高端人才和企業難以形成規模化和國際化集聚效應。比如,硅谷模式始終未能在中國發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既沒有與國際接軌的法權和法人意義上的“城市法人金融體系”,也沒有適應全球化的地方城市法規體系(中世紀以來,西方就有了城市法),城市也必然缺乏國際化生活體系的市民社會的創新空間,“國際自由港”的生活體系需要在新層面加以創新。總之,全球城市的最低文化價值是國際化的文化認同價值,這對于中國的全球城市建設來說是需要深刻思考的。意大利哲學家喬萬尼·波特若在430年前就提出了“城市偉大文化”的建構與認知:“城市的偉大被認為是什么?城市被認為是人民的集合,他們團結起來在豐裕和繁榮中悠閑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偉大被認為并非其處所或圍墻的寬廣,而是民眾和居民數量及其權力的偉大,人們現在出于各種因由和時機移向那里聚集起來:其源,有的是權威,有的是強力,有的是快樂,有的是復興。”他還說:“要把一城市推向偉大,單靠自身土地的豐饒是不夠的。”?抑或可以說,單純靠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夠的,給予世界的應該是“正義、和平和豐裕”。波特在430年前的觀點仍讓我們感受到了震撼。當今,我們必須以突圍的方式和超前定位的戰略模式,走在世界發展、創新的前列,創造有文化認同的“全球城市”。挖掘傳統、創新優勢,加長板、補短板、去爛板,建構全球城市競爭的藍海,強調傳承城市傳統,立足本地特色,建構全球視野,凸顯中國符號,培育文化自覺的創新文化自為主體。全球城市的養成是一個歷史進化過程,我們應從經濟與文化價值的“全球文化價值反射”的角度,采取全球城市價值高端介入戰略,培育全球城市的內生機制和內在動力。第一層次:培育城市文化資本與區域經濟資本的再生產能力,建構吸收與反射全球城市創新要素的“介質”與“界面”。 如在政策、法規、人才制度、開放準入、市民契約精神、國際化服務能力等面向,首先是能夠吸收,然后才是創新。第二層次:與“全球城市”建構的“文化認同式”文化直接對話,主動吸收、改造、嫁接、融合全球城市創新發展的因子,形成交互式的經濟文化對接管理,強化與全球城市同步的價值取向 。第三層次:建構適合“全球網絡社會結構”發展的國際化創新體系,如國際文化認同意義上的社會誠信體系、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體系、與國際接軌的“非登記企業”經營模式的創新機制等。 從國際經濟的反射中心發展為“全球有機秩序節點”,最終成為全球城市——“世界經濟文化秩序控制中心”。以創新獲得文化認同是全球城市的基本功能。建構全球城市除了要發展經濟、參與全球競爭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控全球城市的“話語權”,建構中國城市的文化首位度、識別度和文化認同度。“21世紀的競爭將不再是意識形態的競爭、經濟的競爭、軍事的競爭,而是文化的競爭。”?全球化帶來了對傳統文化認同的解構,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認同又因為過快的文化更替而缺少生長的穩定條件,導致當下中國社會普遍存在文化認同的“空場”現象。社會學家貝爾指出,“最終為經濟提供方向的并不是價格體系,而是經濟生存于其中的文化價值體系”。文化認同是全球城市的底色,是產業、人才能趨之若鶩的根本動因,在網絡社會一體化時代的地域比較優勢,其實質就是城市的人文區位優勢,是城市作為地域生產力的集中表現形式,人文精神意義上的文化認同是區位的“質性”價值。區域與國家間的競爭從以往的企業為主體競爭,已經轉而為以城市為主體的競爭——即使從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間再配置間的關系看,國家與區域競爭者的空間存在實體形式就是城市。我們還是用費比恩在劍橋的演講對全球城市——倫敦的夢想型描述作為結尾:全球城市(倫敦)應該是一個“多側面”的城市,應該保留“緊湊多中心”的城市結構而且使鄉村得到保護;新的發展方向之一是“有利于公眾交往”,“最大限度地增加人們的接觸機會和發展多樣性,促進積極的公共生活”;仍然要按照國際標準保證城市生活的公正性,成為“人人參與的自治城市,人人都可以公平地享受財富、正義和機會”;應該創造循環式的生態城市,做到“對環境的索取和給予相等”;城市要有一個開放的胸懷,“能夠接納新建筑思想和容許進行新建筑形式的試驗,應該鞏固和加強作為一座美麗城市的聲譽,讓它的藝術、建筑和景觀具有迷人的魅力”。這里沒有提出大機場、大交通等方面的希望,或許就是薩森所謂“全球城市”養成的社會土壤,恰恰是我們忘卻的,也是中國大城市需要建構的。
 
 


 

注釋: 

①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久、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9、509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01頁。 

③⑥⑦??馬克·戈特迪納、萊斯利·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邵文實譯,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0頁,第51頁,第54頁,第51頁,第51頁。 

④絲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紐約、倫敦、東京》,周振華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2頁。 

⑤安東尼·M。奧羅姆、陳向明:《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頁。 

⑧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頁;伊夫·格拉夫梅耶爾:《城市社會學》,徐偉民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頁。 

⑨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40頁。 

⑩?西蒙娜·薇依:《扎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徐衛翔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頁,第3頁。 

?保羅·諾克斯、琳達·邁克卡西:《城市化》,顧朝林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頁。 

??鄧正來、J。C。亞歷山大:《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33頁,第203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9頁;第26卷,1961年,第586頁;第7卷,1959年,第404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頁。 

?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種探索》,高铦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48頁,第305頁。 

?卡爾·艾博特:《大城市邊疆——當代美國西部城市》,王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35頁;詹姆斯·萬斯:《舊金山海灣地區的地理與城市的演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政府研究所,1964年;梅爾文·韋伯等:《關于城市結構的探索》,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版社,1964年,第79—153頁。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久、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20頁;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今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周曉鐘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12頁;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13—214頁。 

??參見曼紐爾·卡斯特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上的發言,“網絡經濟有五個相互關聯的維度,中國需更加關注技術創新”,中國信息化協會秘書處發布,2019年3月4日。 

?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頁。 

?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今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周曉鐘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12頁。 

?威廉·J。米切爾:《比特之城·空間·場所·信息高速公路》,范海燕、胡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5頁。 

?筆者主持了中國第一個國際慢城的《南京椏溪國際慢城的概念規劃與策劃》(2011年),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慢城總部, 

是全球化鄉村的一個樣板。 

?億邦動力網:《阿里巴巴2018電商數據:這十個縣淘寶村最多》,2019年1月9日。 

?曼紐·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久、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09頁。 

?喬治·里茨爾:《虛無的全球化》,王云橋、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110頁。 

?約瑟夫·奈:《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吳曉輝、錢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第5頁。?AnthonyD.King(ed.),Culture,GlobalizationandtheWorld-System:ContemporaryConditionsfortheRepresentationof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7。 

?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20頁。 

?托馬斯·科斯納:《資本之城》,萬丹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序言。 

??喬治·J.蘭克維奇:《紐約簡史》,辛亨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頁,第326頁。 

??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第582頁,第53頁。?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頁。 

?參見東京都政府網站:http://www.chijihon.metro.tokyo.jp/10years_after/index.htm#index01。 

?參見東京都政府網站:http://www.metro.tokyo.jp/INET/OSHIRASE/2009/01/20j1s400.htm。 

?參見倫敦市政府網站:http://www.london.gov.uk/lcsg/what-we-do。 

?陳一筠:《城市化與城市社會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第54頁。 

?瑞澤爾:《后現代社會理論》,夏立中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頁。 

?包亞明、SharonZukin:《城市文化》,張廷佺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頁。 

?AllenJ.Scott,“Globalizationandtheriseofcity-regions”,EuropeanPlanningStudies,vol.9,no.7(2001),pp.813-826。 

?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宜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217頁。 

?喬萬尼·波特若:《論城市偉大至尊之因由》,劉晨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 

?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ForeignAffairs,vol.72,no.3(Summer1993).KogutB.,“Designingglobalstrategies:ComparativeandCompetitiveValue-AddedChains”,SloanManagementReview,vol.26,no.4(1985),pp.15-28.費比恩:《進化》,王鳴陽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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